临夏，古称枹罕，后改称河州、导河，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又改称临夏。漫长的历史烟云，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浓浓的痕迹。古往今来，这里曾演绎过一幕幕慷慨悲壮、惊心动魄的史诗。然而，现在展示你面前的则是绘在这块土地上的另一幅画卷：临夏契约文书档案。
临夏州档案馆收藏的契约文书上起清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下止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时间跨度长达130年,共计1311件。从内容看，既有买卖、租佃、典当、兑换土地的契约，也有买卖和租赁水磨、油榨、房屋、场院的契约；还有货币借贷、继承、分家、继嗣、婚姻、兵役等契约文书，最多的是买卖土地的契约。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立约人向马步芳之父马麒出卖土地的契约；从形式看，有红契和白契两种类型。契约文书中钤有官府印信的为红契，无官府印信的为白契。
白契一般为单联，是民间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格式较为自由。一般在结尾处有当事人双方、中人、亲房、代书姓名和指印。如：
马应海出卖土地契约文书
立卖民地文约人马应海，情因使用不足，将自置东川会五社座落□□庄上水地一块，下籽九升；其地东至张姓地为界，西至水沟为界，南至张姓地为界，北至张姓地为界，四至分明；每年应纳仓斗正粮一升五合八勺，科完正银一分七厘四毫，粮银照正加耗；央凭中人包英伏等说合，情愿出卖于马 麒名下耕管为业。得受时估价大钱一十五串三百文整，当日交清全领，茶食画字在外。其银粮正耗，从出卖之年起，归受业人承完。此系两相情愿，并无逼勒准折及账债累算等情。自卖之后，任凭买主管业。倘有房亲人等异言争竞，俱系卖主理落[论]，不与受业人相干。恐口无凭，立此文约交受主永远收管为据。
凭中人：马舍二巴 石 海
代书人：邺全录
亲房人：勒者卜 马四十
光绪五年二月十五日 立卖文约人 马应海
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七日由税契房换格
红契除单联红契外，还有多联红契：二联至二十联不等。保存清代红契72件，民国红契85件。其中尺寸最长的一件为清光绪二十六年至民国二年出卖土地的二十联红契，据说契约中这块土地买卖经过了二十个人之手。红契中反映的内容在清代初期时仍以较为自由的格式书写，清末至民国则在官府印制的“格式文约”中填写，落款处均加盖官府印信。红契后一般都附有“契尾”、“民国甘肃契尾”。“契尾”是出卖、出典土地、房屋、场院过程中买卖双方按契约给官府交纳税额的单据，内容为印刷体，下列姓名、价银、税银用毛笔填写，钤有正印、骑缝印。这里举例：
契 尾
甘肃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崇 为遵旨议奏事。奉准
户部咨开：嗣后颁发给民契尾，依式编列号数，将未用印之契尾先发州县，俟业户税契令即呈明契价在于契尾前后幅，将价税银两填写清楚，按月汇齐造册，资司验明前后幅价税一样再行用印。将后幅截留，前幅饬发州县，速令业户呈契粘尾纳税。给执须至契尾者，计开：
业户 马 麒 买 马印海 坐落 用价银△千二百七十七两四钱△分，纳税银△十八两三钱二分二厘。
右给河州业户马 麒 准此
闰字 肆仟柒佰叁拾贰号
光绪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红契中还有部分是河州官府清查田地后发给各户民应纳银粮的“知由单”；发给磨房产权所有者照章纳税的“磨帖”、发给土地产权所有者的土地“所有权状”、执照等。如：
奉宪刊发易知由单
河州正堂张 为发给由单事。照得本州案奉
各宪檄饬，河州自收抚后，清查过四乡地亩，并陆续招恳荒地及彼此推送过割。各地亩每岁应纳银粮，按照征册载明数目逐户填发由单，以凭收执，而杜隐匿。须至由单者，计开：
一户 马尕希 系北乡一会八社民，承种屯地 石 斗 升 合 勺，额征本色仓斗青稞△石二斗二升△合△勺，耗粮△石△斗三升三合△勺，折色银△两△钱二分八厘八毫，耗银△两△钱△分四厘一毫
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三 日给
这些契约文书是清代、民国时期临夏地区在兵匪劫掠、苛政重敛之下，民生凋敝、艰难困苦的真实写照，是研究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折射出民族、宗教、妇女、教育及民情世俗等社会文化的具体影象。如此数量多，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的契约文书档案是怎样收集进馆的呢？这还得从“文革”初期说起。
1966年上半年，临夏州阶级教育展览馆举办的阶级教育展览进行内部预展，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在州档案管理处工作的范振国被邀去参观，参观过程中，他见到在“阶级敌人变天罪证”陈列柜里有不少契约文书。这类契约文书在土改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时，已经过全面收交焚毁，因为范振国曾在临夏市“土改”工作团工作过，他知道那时翻身农民庆祝土改胜利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焚毁这类契约文书。由于从事档案工作的缘故，见到这些有幸遗留下来的契约文书，自然就想到如果档案馆能保存这些东西，将来不论是研究封建土地所有制，还是进行传统教育，都有很大用场。
1968年秋，范振国被借调到州阶级教育展览馆搞“三忠于”展览，为了给这次展览腾展厅，把阶级教育展览的展品，包括契约文书在内，都移入了该馆的储藏室。当时，州档案馆已经撤销，此时已无法收藏，但他对这些契约档案的归宿一直心存牵念。不久，该馆更名为州宣传馆，他被任命为馆长。范馆长是个非常敬业、细心之人。一次，他与管理人员进入储藏室时，便问起了以前展览过的那些契约文书不知还在不在？现存放在什么地方？管理人员想了想，便指着一个大木柜与墙壁之间夹着的几个纸捆，说“这就是”！当他看到这些东西仍然存在时，心中感到些许欣慰。
1975年初，州档案馆正式恢复，范馆长被调回负责州档案馆的工作。这时，他又萌发了收藏这些契约文书档案的念头，但是正值“文革”后期，由于心中仍有余悸，只好把这些契约文书档案收集进馆的念头藏在心底。
1983年4月上旬，范馆长终于下定了收集契约文书档案的决心，他带领州档案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前往州群艺馆（原宣传馆）接收契约文书档案，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原来成捆的契约文书已经散乱不堪，像废纸一般塞在两个破烂无盖的大纸箱里，被尘土覆盖着。本想当场清点出数字，好给对方写个收据，但清点了一小部分时，尘土呛得难受，储藏室管理人员也有些不耐烦地说“别再点，就这两箱，你们都拿走”。于是他俩整整装了两麻袋，用自行车带回了档案馆。后来范馆长亲自对这些契约文书逐件进行了除尘、展平、清点。由于契约文书产生年代久远，加之保存条件差，纸质非常脆弱，很多已经破烂不堪，在省档案馆技术室工作人员帮助下，于1984年，将这些收集的契约文书档案全部托裱抢救完毕。